目前翻譯正進入一個全新的“職業(yè)化時代”，當人們?yōu)樾聲r期翻譯行業(yè)和翻譯技術的快速發(fā)展而欣喜的時候，卻也不得不同時面對翻譯學科陷入理論熱潮消退的境況。20世紀是西方的理論時代，而自20世紀末開始，西方學界卻整體陷入了理論的頹境。伊格爾頓在其《理論之后》（After Theory）中發(fā)出了“理論的黃金時代早已消失”（Eagleton 2003:1）的感慨之后，“后理論時代”引起熱議，“理論之后”被認為是新時期理論性學科的共性特征。在相同的背景下，翻譯學理論研究也日顯式微，西方翻譯理論輝煌不再，翻譯學“遭遇到了理論性資源的缺乏”（許鈞 2012：9），新的研究“缺少大的范式突破”（孫藝風 2012：11），“近段時期內很難再提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新的理論”（潘文國 2016：9）。理論發(fā)展往何處去成為了學科亟待回答的問題。 正如習近平（2016）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理論之后”并不意味著翻譯理論的消亡或消失，也不等于翻譯學的“去理論化”。從學科對不同形態(tài)知識的功能需求來看，翻譯學不可能脫離理論的軌道或加入“反理論”營壘。只要人類通過翻譯研究來認識自我的渴望不消失，就不會停止對翻譯理論的探索。“理論之后”表示翻譯學在處于“職業(yè)化時代”和“信息技術時代”的同時，也處于理論高潮之后的回落時期。 然而，翻譯理論的存在不會被徹底消解并不意味著翻譯理論研究可以健康地發(fā)展，在翻譯行業(yè)發(fā)展更加倚重翻譯技術設備與從業(yè)者工作技能的時代，在翻譯學走向形態(tài)更為豐富的學科知識生產的過程中，翻譯理論研究已經(jīng)受到了相當大的沖擊，如果任由理論研究弱化，翻譯學則容易走向庸俗技術化的極端，而喪失學科的人文關懷和精神追求，淺化學科學術研究的學理深度，同時異化人們對翻譯學學科性質的理解，沒有理論創(chuàng)新的支持，技術也無法長足發(fā)展。因而，“理論之后”的翻譯學需要進一步強化理論研究，認真思考翻譯技術發(fā)展與翻譯理論發(fā)展之間的關系，不斷探索“職業(yè)化”背景下翻譯理論發(fā)展的可能路徑。 新的時期翻譯理論的主要形式與功能必然會發(fā)生一些變化，建構翻譯理論的方法和途徑也需加以調整。從理論來源來看，新時期之前的翻譯理論建構可大致歸納為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平移征用三種模式： 自下而上模式側重揭示翻譯活動中的規(guī)律性特征和規(guī)則規(guī)范，注重從翻譯實踐經(jīng)驗中升華理論觀點，進而設定翻譯行為的指導思想或評判翻譯的理想標準，主要回答“應該怎樣翻譯”的問題，中國傳統(tǒng)譯論中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嚴復的“信、達、雅”、錢鐘書的“化境”說、傅雷的“神似”說等大多屬于此類。這種建構模式從個體感悟出發(fā)，主要采用歸納邏輯，缺少對翻譯所涉諸多因素的整體觀照，因而通常較為零散。其次，此模式建構的理論多限于討論翻譯中微觀的語言轉換過程，無法為其他翻譯現(xiàn)象提供分析框架和解釋理據(jù)。這種理論抽象程度不高，系統(tǒng)性不強，往往居于理論層次的低端，有時甚至不被承認為翻譯理論。
自上而下模式注重吸取各種流派的哲學思想，從哲學高度觀照翻譯現(xiàn)象，以提供認識翻譯本質的視角。該模式建構的翻譯理論由哲學概念衍生而來，探討翻譯形而上層面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等，回答有關“翻譯是什么”、“翻譯是否可能”、“譯文與原文是何關系”等問題，并不直接為翻譯實踐提供指導，也無法證實或證偽。如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就是從女性主義視角來反思譯者與原文作者、譯作與原作的關系，以破除原文第一性的傳統(tǒng)翻譯觀念。翻譯研究的“理論時代”與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興盛密切相關，伽達默爾的“對話”，德里達的“解構”、巴特的“作者之死”、洪堡的“語言世界觀”、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奎因的“翻譯不確定性”、�？碌�“權力話語”等為翻譯研究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理論話題。然而“后理論時代”的開始正是由于哲學思想的低潮引起的，為翻譯學輸出理論命題的哲學自身也陷入了困境，難以持續(xù)不斷地為翻譯學提供更多新的思想資源，很明顯，在“理論之后”的背景下，我們無法寄望于通過這種模式來達成翻譯學理論研究的持續(xù)突破。 平移征用模式主要借鑒其他相關平行學科的理論成果，移用其他學科理論的范疇與概念，以此構建翻譯學的分支學科，解釋翻譯學的學科結構，回答“翻譯學由什么構成”、“如何在體系上證明翻譯學存在的合理性”和“翻譯學如何擴展其領域”等問題。如翻譯社會學就是借鑒社會學理論與研究方法開拓出的新的研究領域，布迪厄的“場域、慣習、資本”和拉圖爾的“行動者網(wǎng)絡”等成為了翻譯學的新的理論概念和解釋工具。在西方哲學理論推陳出新的速度明顯減緩之后，國內一些翻譯學者便轉向其他學科尋求理論資源，借用那些學科的理論框架創(chuàng)立了不少“翻譯某某學”和“某某翻譯學”，其中不乏有概念創(chuàng)新和領域開拓之作，但這種模式建構的理論不是從翻譯學科實踐出發(fā)，所征用的概念框架與翻譯學研究對象之間并不一定兼容，因而一些情況下存在生硬套用和過度闡釋的問題。 一些學者在征用其他學科框架建構翻譯理論時目標空泛，既不解決具體問題，也不顧拿來的概念是否真正適于解釋翻譯現(xiàn)象，除了貢獻新異奇怪的名詞之外，并沒有給翻譯學帶來真正的范疇拓展。如“共生翻譯學”取材于生物學的“共生”概念，由一個所謂的“共生學”演繹而來，號稱“要關注任何翻譯現(xiàn)象”（劉滿蕓2015：34），“希冀研究各種翻譯客觀現(xiàn)象與規(guī)律，也研究翻譯與社會構成的復雜交錯的共生關系”（同上：35），這無異于要建立一個涵括翻譯學全部內容的終極理論，而實際上這只是用“共生翻譯學”取代“翻譯學”而已，其內涵并無拓新。因而，一味強行征用其他學科的理論體系容易落入“為體系而體系”的陷阱，尤其在翻譯學獲得了獨立的學科地位之后，這種模式不是翻譯學內涵建設的理論出路。
“理論時代”翻譯理論建構主要采用自上而下模式和平移征用模式，這兩種模式都是采用演繹邏輯，建構的翻譯理論多屬于“宏大”理論，具有本體論和認識論價值，但并不具有方法論方面的合理性，不能直接指導翻譯實踐、提高翻譯工作效率，需要進一步進行“操作化”界定之后才能與翻譯實踐建立銜接。第三種以從下往上的模式建構的翻譯理論則屬于“形下”理論，也需要一種中介進行抽象提升，才能走出“細碎”，獲得更大范圍上的適切性。無論是宏大理論的操作化處理，還是形下理論的抽象提升，都指向介乎于宏大與微小之間的理論形態(tài)。 中層理論（Theory of the middle range）即介乎于體系宏大和松散細碎之間，是美國社會學家默頓（R. K. Merton）提倡的一種在抽象的終極理論與具體的經(jīng)驗描述之間尋求理論發(fā)展的研究思路。他（默頓1990：54）指出“中層理論既非日常研究中大批涌現(xiàn)的微觀而且必要的操作性假設，也不是一個包羅萬象、用以解釋所有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社會行為、社會組織和社會變遷的一致性的自成體系的統(tǒng)一理論，而是指介于這兩者之間的理論”。中層理論旨在架設宏大敘事理論與實踐經(jīng)驗總結之間的橋梁，試圖通過改變理論建構策略，將宏觀理論與經(jīng)驗概括拉向彼此。
中層理論可以為我們的翻譯學理論研究提供有益的啟示。
第一條道路是從上往下看，
第二條道路是從下往上看，
第三條道路是從外往里看，而中層理論道路是中間往兩頭看。當前翻譯的職業(yè)化和技術化發(fā)展日新月異，討論怎么進行翻譯語言與符號轉換的規(guī)范性理論已經(jīng)無法用以指導更寬范圍的翻譯實踐，而意欲涵蓋一切翻譯現(xiàn)象的“宏大”理論也容易產生空泛、脫離實際的弊端。如果翻譯學要取得重大的理論發(fā)展，必須有建立宏觀和微觀之間的聯(lián)系，中層理論既不排斥宏觀理論的觀點，也不拒絕微觀理論的生成方式，致力開辟被宏觀理論所忽視的具體領域和研究方向，提升經(jīng)驗概括式理論的抽象層次，凸顯研究成果的體系化特征，從經(jīng)驗描寫中推導出能夠接受實證檢驗的理論假設，逐步發(fā)展而不是一蹴而就地建立一個能綜合具體理論群的概念體系，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層理論為自下而上道路的合理性困境提供出路，也為自上而下道路的合法性困境提供出路。
2024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