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文學翻譯中的互文重構指譯者在翻譯一部作品時通過對其他作品的借鑒與引用在目的語文化中建立了新的互文關系的現(xiàn)象，旨在增強譯文語言的表現(xiàn)力，提高譯文本身的可接受性與藝術感染力。本文通過評介張智中的新著《英文閱讀與古詩英譯》，主要探討了中國古典詩詞翻譯中的互文重構現(xiàn)象，包括互文重構的文本表現(xiàn)、互文來源、動態(tài)生成、修辭原則與應用范圍�；ノ闹貥嬘欣谟H近譯文讀者，對中國文學 “ 走出去 ” 不無啟發(fā)。關鍵詞：中國古典詩詞；文學翻譯；互文重構；《英文閱讀與古詩英譯》
近二十年前，筆者在河南大學讀本科的時候，楊朝軍老師在翻譯課上曾給我們提到過語篇語言學中文本性的七大特征，也就是語篇（文本）之所以是語篇的一些基本特征，即意向性、信息性、可接受性、銜接、連貫、情景性與互文性（Beaugrande & Dressler）。筆者印象很深刻，尤其是其中的互文性，因為也曾聽過河南大學徐盛桓老師做的一個名為 “ 冪姆與文學作品互文性研究 ” 的講座。自從 2012 年博士畢業(yè)之后，文本性的七大特征與翻譯的關系就成了筆者在翻譯課上重點講授的內容之一，津津樂道的便是互文性與翻譯�；ノ男允欠▏枌W家克里斯蒂娃（J. Kristewa）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語篇語言學中指 “ 一個給定文本與之前遇到過的其他相關文本之間的關系 ”（Neubert & Shreve 117）。翻譯是與文本打交道的，譯文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本也需要滿足文本性的七大特征，不管這七大特征與原文的是否一致。譯文中的互文性與原文的往往不一致，因為 “ 原文有與其他原語語言中的文本的互文關系，譯文也會與譯語語言中現(xiàn)存的文本建立新的互文關系 ”，“ 任何譯文都不妨視為具有雙重的互文性 ”（Neubert & Shreve 118）。其中，譯文與譯語語言文化中現(xiàn)存文本建立新的互文關系的現(xiàn)象不妨稱之為“ 互文重構”，類似于張保紅（《詩歌翻譯探索》113）所提到的 “ 跨文化互文 ”。針對原文中互文關系，譯者要么對之再現(xiàn)，要么淡化或刪減，學界也多有探討，尤其是引用或典故（互文性的典型表現(xiàn)）的翻譯。文學翻譯中的互文重構現(xiàn)象還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值得進一步探索。
在筆者的“ 文學翻譯” 課上，語篇與翻譯是必講內容，重點就是文本性的七大特征與翻譯的關系。講到互文性與翻譯時，多年來都會舉到一個例子，即趙彥春翻譯杜秋娘的《金縷衣》。《金縷衣》原文為：“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ㄩ_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趙彥春（218）把其譯為：“Cherish not your clothes of gold;/ Cherish your time ere you’re old. / Pluck your rosebuds while you may; / Wait not to pluck a bare spray.” 對英國詩歌比較熟悉的讀者看到這個譯文時很有可能馬上會想到英國 17 世紀詩人赫里克（R. Herrick）的一首名詩，即 “To the Virgins, to Make Much of Time”，該詩的第一句為 “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趙彥春的 “Pluck your rosebuds while you may” 明顯是化用了赫里克的詩句，是一處典型的互文重構。黃杲炘在《英國抒情詩 100 首》收錄了赫里克的這首詩，并為第一句加了一個注釋，說 “ 全行意近我國唐人絕句《金縷衣》中的 ‘ 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黃杲炘 282）。黃杲炘意識到了兩首詩之間的相似關系，趙彥春則在翻譯中有意識地運用了兩者的相似關系，為其譯文在目的語文化中創(chuàng)建了新的互文關系，給譯文讀者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在中國文化 “ 走出去 ” 的時代背景下，這種互文重構的譯法值得借鑒。張智中 2023 年出版的新著《英文閱讀與古詩英譯》是互文重構的典范之作，該著被納入曹順慶主編的 “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由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出版。結合張智中的新著，本文旨在探索中國古典詩詞翻譯中的互文重構及其在整個文學翻譯中的應用，希望對中國文學 “ 走出去 ” 有所啟發(fā)。
張智中古典詩詞英譯中的互文重構 中國古典詩詞中有大量的互文性，典故就是一種典型的互文性，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稱之為 “ 事義 ”，是其 “ 六觀 ” 說的重要內容之一。筆者曾把互文性定義為 “ 不同文本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利用、相互指涉、相互滲透的關系 ”（馮全功，《論文學翻譯中的互文翻譯觀及其應用》 22）。如此看來，中國古典詩詞整體上就是一個龐大的互文網(wǎng)絡，主要涉及用事（典故）與用語兩個方面，包括仿照、戲擬、借用、化用、正用、反用等，既有在整個語篇層面運作的，也有在具體話語層面運作的。由于中外讀者語境視差的存在，如果不采取一些補償手段的話，中國古典詩詞中的互文性很難再現(xiàn)，原文中的互文聯(lián)想也就流失了。換言之，針對目的語讀者而言，由于缺乏相關背景知識，互文再現(xiàn)很難在譯文中完全實現(xiàn)，譯文的審美效果就會打些折扣。從這點而言，在目的語文化中重新建構一種互文關系也可視為一種審美補償。常言道，文學翻譯是有得有失的藝術，如果說未能再現(xiàn)原文中的互文性是失的話，譯文中的互文重構便是得，有利于激發(fā)譯文讀者的審美想象，也是親近讀者的一種重要表現(xiàn)。
互文重構中的用事容易識別，畢竟大多引用的典故已成為公共文化資源，用語則相對不易識別，尤其是譯者平時閱讀所獲取的互文資源。中國古典詩詞英譯中的互文重構絕大部分是用語型互文重構。張智中的《英文閱讀與古詩英譯》通過自己的大量英文閱讀把用語型互文重構用到了極致。他把自己的英文閱讀稱為“ 互文（性）閱讀”，即 “ 為翻譯的閱讀，為漢譯英的閱讀，或者為漢詩英譯的閱讀 ”，強調 “ 在閱讀英文的過程中，腦子里想著漢語詩歌，一旦有了聯(lián)想，就隨時記錄，并善加運用 ”，認為 “ 只有經(jīng)過這種大量帶著翻譯意識的閱讀，才能有效提高翻譯能力，提高譯文的質量 ”（張智中，《英文閱讀與古詩英譯》 4）。
不管是順向翻譯還是逆向翻譯，譯者的目的語語言修養(yǎng)與水平都是至關重要的，畢竟譯者的目的語水平有多高，他（她）的翻譯水平才有可能有多高。針對從事漢譯英的中國譯者而言，英文閱讀主要在于提高譯者的英文水平，如果英文水平不過關，譯文注定是平庸的。張智中的 “ 以漢詩英譯為目的的互文性閱讀，目的就是吸取當代英文之精華，用活潑、清新、凝練、詩意的當代英文，來傳達中國古代詩歌之意境 ”（5）。簡言之，“ 讀英文，譯古詩 ” 就是張智中的翻譯理念。這種理念不是簡單提出來的，更不是喊出來的，而是從他的大量翻譯實踐中提煉出來的，是多年實踐的結晶。張智中在書中寫道，曾偶然讀到過一句英語：“The river nestling up to Auntie’s village zigzagged from west to east, it was a place of seductive charm all year round”，于是便想到了杜甫《江村》中的詩句 “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然后就借用所讀到的英語把其譯為 “A limpid river nestling up to the village / zigzags from west to east: a place of seductive / charm all year round. The long and languid / summer sees the villagers at great ease”（18）。這就是典型的用語型互文重構，不過如果作者不點出引文來源的話，譯文讀者很難識別其中的互文關系，譯者的高妙也許就在于此。
針對互文來源而言，張智中所引用的話語既有源自英文詩歌的，也有源自其他體裁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由于張智中主要是通過大量閱讀在他的譯詩中借鑒地道、優(yōu)美的英語表達，大多并未標明出處，標明出處的以英文小說居多，大多為原創(chuàng)作品，也有個別是翻譯作品。張智中在著作中明確引用的作家與作品包括王爾德（O. Wilde）、雪萊（P. B. Shelley）、歐文（W. Irving）、弗羅斯特（R. Frost）、蘭姆（C. Lamb）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Tales of Shakespeare）、勞倫斯（D. H. Lawrence）的《戀愛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杜穆里埃（D. Du Maurier）的《蝴蝶夢》（Rebecca）、菲茨杰拉德（F. S. K.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米切爾（M. Mitchell）的《飄》（Gone with the Wind）、梭羅（H. D. Thoreau）的《尋找精神家園》（Letters to a Spiritual Seeker）、霍克思（D. Hawkes）英譯的《紅樓夢》、布萊克（S. M. Black）英譯的《浮生六記》、凱利（J. Kelly）與茅國權英譯的《圍城》等。這里不妨試舉幾例，如劉禹錫《竹枝詞二首（一）》中的 “ 道是無晴卻有晴” 被譯為 “...oh my sunshine; / if not here, it is there”（44），這里的 “my sunshine” 是對美國民歌 You Are My Sunshine 的引用。李商隱《登樂游原》中的 “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 被譯為 “...where the sunny / beauty knows no / bounds before it / fades to be fainter, / paler, and dimmer”（100），這里的 “fainter, / paler and dimmer...” 化用自威伯（M. Webber）的一首小詩《夜》（Night），即 “Fainter, dimmer, stiller each moment, / Now Night”。崔道融《梅花》中的 “ 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 ” 被譯為 “North wind, please / be obliging and/ accommodating / — be a blower and / preserver, instead / of a destroyer”（268），這里的 “preserver”“destroyer” 則源自雪萊《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中的 “Wild spirit, which art moving everywhere; / Destroyer and preserver; hear, oh, hear!”
張智中的可貴之處在于他閱讀英文時每時每刻都想著古典詩詞的英譯，把很多地道的表達直接融入到自己的譯詩中，或對相關表達稍加改造，以適應詩歌的語境。如在《飄》中讀到 “...the many hooves kicked up little red clouds of dust” 和 “She laughed like everything when we told her about it” 時就想到了李白的《過華清宮絕句三首（一）》中的 “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于是把其譯為 “At the sight of a galloping horse, / whose hooves kick up little red clouds / of dust, the imperial concubine / laughs like everything”（176-177）。讀到霍克思英譯《紅樓夢》中的 “‘Really, Miss Lin. Some of the things you say cut sharper than a knife!’”（“ 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厲害” 的譯文）時便想到了賀知章《詠柳》中“ 二月春風似剪刀” 的翻譯，于是把其譯為 “...The spring wind of March cuts sharper / than a pair of scissors”（73）。此類例子不勝枚舉，旨在提高譯文語言的地道性與生動性。由此可見，張智中作為譯者的互文重構意識是非常強烈的，互文來源也十分廣泛，既包括英語原創(chuàng)作品，也包括英語翻譯作品，不管讀者能否意識到譯文中的互文重構現(xiàn)象，譯文本身的藝術感染力是不可否認的，尤其是語言表達的生動性與地道性方面。
張智中的互文重構并不限于一種譯文，通過英文閱讀還會反復修改自己的譯詩，往往是多種譯文并存，體現(xiàn)出很強的生成性。翻譯是無止境的，也不會定于一尊，對譯者本人而言也同樣如此，就像作者所言，“ 譯者在不同的時刻，讀一首詩有不同的理解或感悟，便會產生不同的譯文 ”（145）。與其說《英文閱讀與古詩英譯》收錄了 150 首中國古典詩詞的英譯，不如說作者記錄了這 150 首詩詞的翻譯與修改過程，并且?guī)缀跛械男薷亩加幸罁?jù)，也就是作者在閱讀過程中搜集的英語句子中的相關表達。這 150 首詩詞的翻譯絕大部分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譯文，如李商隱的《登樂游原》有 12 個不同的譯文，孟浩然的《春曉》有 8 個不同的譯文，李白的《山中問答》有 7 個不同的譯文。換言之，幾乎每首詩詞的翻譯都涉及翻譯修改，修改幅度或大或小，大多是譯者基于自己的英文閱讀進行的修改，也就是進行了新的互文重構，形成了同一原詩多種譯本并存的局面。趙師秀的《約客》標題從 “Waiting for my Playmate”改譯為 “Waiting in Idleness” 是從相關英文閱讀中獲得的啟發(fā)（如英文句子 “A man, like a sword, rusts in idleness” 等）（42-43）。白居易《池上二首（一）》中的 “ 局上竹陰清 ” 從 “The chessboard is / checkered with sunlight / and bamboo shadow” 改譯為 “The Chessboard is / checked in sunlight / and bamboo shadow”，其中介詞的修改是受《飄》中“The red road lay checkered in shade and sun-glare beneath the over-arching trees...” 這句話的啟發(fā)（52-53）。杜秋娘《金縷衣》中的 “ 有花堪折直須折 ” 從 “Pluck blossoming flowers/ now...” 改譯為 “Pluck off blossoming flowers / now...”，譯者添加的一個副詞是受讀到的一個英文句子的啟發(fā)，即 “Plucking off branches, she made an honorable crown”（74）。朱慶馀《近試上張水部》中的 “ 妝罷低聲問夫婿 ” 從 “After making up I ask my husband/ in whisper” 改譯為 “After making up I ask / my husband in a whisper”，其中不定冠詞的添加也是受英語句子的啟發(fā)，如 “Mr. Lorry asked him in a whisper, with a little anger” 等（74-75）。劉方平《春怨》中的 “ 金屋無人見淚痕” 從“in the sumptuous house, nobody/ sees my streaming tears” 改譯為 “In the voluptuous house, nobody / sees my streaming tears”，其中形容詞的變動則是受英語句子 “He moved from end to end of his voluptuous bedroom...” 的啟發(fā)（89-90）。
還有一些修改并不是互文閱讀使然，但也同樣體現(xiàn)了譯者精益求精的翻譯家精神，如把杜牧《山行》中的 “ 白云生處有人家 ” 從 “in depth of white clouds, / there are a few households” 改為 “...in depth / of white clouds, my eyes / are caught by a household”（單復數(shù)的修改）（71）；把李綱《病�！分械� “ 不辭羸病臥殘陽 ” 從 “the sick cow chooses /to collapse / in the setting sun” 改為“the sick cow / is ready to collapse / in the setting / sun（” 謂語動詞的修改）（174-175）等。張智中的古詩改譯絕大部分都是互文閱讀的結果，就像他自己所言，“ 只要我們不斷堅持英文閱讀，一首漢語古詩的譯文似乎也就沒有終止的時候 ”（185）。值得一提的是，張智中的《李白望月的 150 種方式》于 2024 年也在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出版，書中提供了作者獨立翻譯的 150 種李白《靜夜思》的譯文，每個譯文都是作者通過英文閱讀建構的，也都會附有 5-10 個英漢對照的句子。這部著作更能體現(xiàn)古詩英譯的動態(tài)生成性以及互文重構的豐富性與重要性。
張智中之所以能夠不斷地生成新的譯文，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靈活的翻譯觀，所謂 “ 譯詩，非譯字，譯其內涵，譯其氣勢，譯其境界也 ”（305）。張智中經(jīng)常采取散體譯法，不分行也不押韻，然后再把其分行排列，通常采取倒金字塔的結構。這種詩體結構為譯者渲染原文的氣勢與境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張智中的譯法與翁顯良的散體譯詩有很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意境烘托方面，“ 翁譯的意境烘托法大多是通過添加相關話語表現(xiàn)的 ”（馮全功，《譯詩要往活處煉 —— 翁顯良古詩英譯藝術研究》 142）。張智中增添的話語多是他英文閱讀與互文重構的結果，有利于把原文內在的意境給烘托出來，如把林升《題臨安邸》中的 “ 西湖歌舞幾時休 ” 譯為 “in the warm wind there is a faint vibration / of occasional noises of trumpeting, twanging, / strumming, singing, dancing, and snatches of laughter, / resounding through the West Lake, / When to rest?”（40）；把李商隱《登樂游原》中的 “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 譯為 “Breathtakingly beautiful is the setting / sun whose last beams fade into / a glow, each light deserting / the world with lingering / regret, like children / leaving a pleasant / street at dusk”（101）。杜甫的《望岳》原文共計 40 個漢字，張智中的散體譯文卻有 171 個單詞，添加現(xiàn)象非常典型，如把 “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 譯為 “Someday I’ll scale the height of the heights of the high mountain with unabated vigour, neither weary of adventure, nor willing to relax my efforts; before taking a little refreshment, I’ll have it in my power to enjoy the enclosing fair hills about me — the miniature landscape under my feet”（297）。針對這些添加的話語，作者基本上都會提供相關英語句子，點明互文重構的來源。
總體而言，張智中這種意境烘托或化隱為顯的譯法是值得肯定的，取得了較好的審美效果，但也會偶爾出現(xiàn)一些語義重復，譯文顯得有些拖沓與臃腫，如把朱熹《春日》中的 “ 無邊光景一時新 ” 譯為 “the boundless view / is stirring, heartening, / refreshing, uplifting”（257）；把李白《山中問答》中的 “ 笑而不答心自閑 ” 譯為 “I smile in reply, / My eyes with a gleam of amuse- / ment, my countenance illuminated / with pleasure, my heart light and / my mind easy — my laughter / goes echoing among the hills”（183）等。譯文中類似的語義重復有刻意渲染的嫌疑，顯得過于雕琢，沒有那種 “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 的感覺。詩歌語言貴在清新自然，在古典詩詞的翻譯中不宜為了互文而互文，為賦新詩強用詞，尤其是與原詩語義有所沖突的。張智中的譯文中也有個別這樣的現(xiàn)象，如當他讀到 “Constance drank deeply as Lady de Winter’s smile widened” 就把杜牧《贈別二首（二）》中的 “ 唯覺樽前笑不成 ” 改譯為 “drinking deeply and heavily, no smile / is widened before a wine cup”，很明顯這里的“no smile is widened” 和原文的“ 笑不成” 沖突，不如原譯“no smile / is coaxed before a wine cup”（209）精確。再如，作者通過借鑒 “How could I have stayed abed” 把張九齡《望月懷遠》中的 “ 還寢夢佳期 ” 譯為 “I go abed for a fond dream of you”（245），這里的 “stay abed” 是地道的表達，“abed” 表在床上的狀態(tài)，但“go abed” 搭配不當，不如直接用“go to bed”。張智中在書中寫道，“ 讀英文，悟其精髓，并巧妙運用，方顯譯者本領 ”（39）。瑕不掩瑜，張智中對所讀英文的 “ 巧妙運用 ” 還是值得稱道的。張保紅（《譯藝心語》 207）曾寫道，“ 從翻譯的實踐過程來看，我覺得翻譯像打拳。智中教授日日練、天天打，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現(xiàn)如今拳法越打越流暢，越打越嫻熟，越打越精彩。” 綜觀張智中的譯詩以及他對英文孜孜不倦的學習與借鑒，可知此言不虛矣。
關于互文重構的一些思考 互文重構是互文翻譯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往往是譯者主動的、有意識的選擇。所謂互文翻譯指 “ 譯者在翻譯一部文學作品時廣泛參照和利用相關互文資源，在借鑒其他文本的基礎上力爭產生精品譯文 ”（馮全功，《論文學翻譯中的互文翻譯觀及其應用》 22）。互文重構的前提是譯者對相關互文資源比較熟悉或有所了解。這就要求譯者廣泛閱讀與記誦目的語中的相關文學文本。張智中為了翻譯中國古詩，每天都在閱讀英語文學作品，數(shù)十年來如一日，積累了大量互文資源，尤其是生動的搭配與優(yōu)美的句子，還經(jīng)常在一些微信群里以及自己的朋友圈中與大家分享。這種為了翻譯苦學英語的精神在當下學術環(huán)境中是相對罕見的，令人敬佩，值得效仿。劉士聰（88）曾說，“ 做漢英翻譯，寫好英語句子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也是一個很高的追求 ”，并把學習翻譯英語句子分為三個階段，即句法階段、語義結構階段和審美階段。張智中對英語句子的學習更多是在審美層面，或者用他的話說就是 “ 英語味 ” 或 “ 英文氣 ”，并嘗試把這種語言之美感、氣息與韻味移植到他的古詩英譯中。針對漢語詩歌英譯而言，張智中（《中國古詩英譯的策略》 57）認為，“ 譯詩宜采取自由體詩歌的譯法，以便充分淋漓地再現(xiàn)漢語詩歌的內在情韻和審美內涵 ”。在《英文閱讀與古詩英譯》中，張智中的譯詩采取的也都是自由體（包括不分行的散體），為其進行互文重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譯文燦然可讀，整體效果還是很不錯的。互文重構也是譯詩語言歸化的重要表現(xiàn)，有利于拉近大眾讀者的心理距離，這也是張智中（6）把“ 英美國家的文學愛好者或普通大眾”作為自己心目中理想讀者的重要原因。
譯者對目的語互文資源的運用要遵循適應題旨情境的修辭原則，盡量避免引發(fā)譯文讀者與作品主旨或基調背道而馳的負面互文聯(lián)想，尤其是讀者較易識別出的互文性。從這點而言，作品主旨的相似性是譯者進行互文重構的重要參考因素，作品的主旨類似于文本性七大特征中的意向性。如果兩部作品的主旨相似，互文重構則有利于強化原文的主旨，如趙彥春翻譯《金縷衣》時對赫里克詩歌的引用，因為兩首詩表現(xiàn)的都是 “ 時不待我，青春易逝，要 ‘ 及時行樂 ’ 的主題 ”（張保紅，《中外詩人共靈犀》 46）。陶淵明的《閑情賦》寫的是作者對一名美人的思慕之情，其中連用 “ 十愿 ” 來表達自己的熾情，如“ 愿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余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 ” 其他八愿分別為美人的發(fā)之膏澤、眉之黛墨、身下之席、腳上之鞋、隨身之影、照顏之燭、手中之扇與膝上之琴，只為了親近與陪伴美人。筆者讀到這首賦的時候馬上想到了英國詩人丁尼生（A. Tennyson）的 “The Miller’s Daughter”，抒發(fā)的也是作者對磨坊主女兒的思慕之情。丁尼生用的是 “ 三愿 ”，和陶淵明的 “ 十愿 ” 很相似，如 “And I would be the girdle/ About her dainty dainty waist, / And her heart would beat against me / In sorrow and in rest:/ And I should know if it beat right, / I’d clasp it round so close and tight.” 這與陶淵明的“ 愿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 ” 簡直如出一轍。丁尼生的詩中還有 “That I would be the jewel...”“And I would be the necklace...” 之說，與陶淵明的 “ 十愿 ” 相仿。在翻譯陶淵明的《閑情賦》時，譯者就不妨借用丁尼生的這首詩，包括“That / And I would be...” 的句式。譯文讀者也不難識別出其中的互文性，由于兩首詩賦的主旨相似，互文聯(lián)想對原文的主旨還有強化作用。狄金森（E. Dickinson）寫過一首 “I Take a Flower as I Go” 的詩，表達了女詩人微妙的情感，與李清照的《點絳唇·蹴罷秋千》的主旨相似。狄金森詩中有“I cross the hall with mingled steps / I silently pass the door” 之句，與李清照詞中的“ 和羞走，倚門回首 ” 意象與旨趣大同小異，不管是英詩漢譯還是漢詩英譯都可以相互借鑒，如辜正坤就把狄金森的這行詩句譯為 “ 過廳堂，和羞走，/ 悄聲兒穿過門首 ”（轉引自張保紅，《詩歌翻譯探索》 122），譯文很容易引發(fā)讀者的互文聯(lián)想，相信譯者也是有意借鑒李清照詞作中的相關話語。許淵沖（《中詩英韻探勝》）、張保紅（《中外詩人共靈犀：英漢詩歌比讀與翻譯研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對中國古典詩詞與英語詩歌進行互文比讀的現(xiàn)象，或主旨相似，或題材相似，或意境相似，或意象相似，這些英語詩歌都可作為對應漢詩英譯的互文資源，反之亦然，讀者不妨參考。
針對中國古典詩詞翻譯中的互文重構而言，目的語的語言學習是主動的、泛在的、終身的，學習的對象不限于英語詩歌，也不限于其他體裁的文學作品，只要是鮮活的語言都可以為我所用。首先是對目的語詩歌語言的學習，也就是要大量閱讀英語詩歌，尤其是名家經(jīng)典之作，要反復閱讀之，記誦之，品味之，體悟之，直至化入腦海，隨時可供驅使。許淵沖也強調“ 在譯詩的時候，要充分利用外國詩人的名句和詞匯，使之‘ 洋為中用 ’”（轉引自張保紅，《譯藝心語》 61）。英國詩人梅斯菲爾德（J. Masefield）的 “The Golden City of ST. Mary” 中有 “Oh, I’ll be shipping sunset-wards and west-wards- ho / Through the green toppling combers a-shattering into snow” 之句，黃杲炘在翻譯時在 “toppling combers” 處加了一個注釋，即“ 高高掀起的卷浪．toppling combers a-shattering into snow：比較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的 ‘ 卷起千堆雪 ’ 句 ”（黃杲炘 10）。如果翻譯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的話，借用梅斯菲爾德詩中的相關表達無疑能為譯文增添一抹亮色。漢樂府民歌《上耶》是一首經(jīng)典愛情詩，原始如下：“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愛爾蘭詩人彭斯（R. Burns）的 “A Red, Red Rose” 也是經(jīng)典的愛情詩，其中有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漢詩中的 “ 山無陵，江水為竭 ” 與英詩中的 “the seas gang dry”“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意象類似，抒發(fā)了相同的情意，所以在翻譯《上耶》時完全可以借鑒彭斯詩中的相關表達。在翻譯中國古典詩詞時，引用目的語中經(jīng)典詩歌中的相關表達很容易激發(fā)讀者的互文聯(lián)想，如果所譯與所引具有相似的主旨與基調，互文重構的審美效果往往是比較理想的。張保紅（《譯藝心語》 217- 233）曾翻譯過十二首描寫杭州的古典詩詞，其中八首借鑒了英美詩歌中的相關表達，涉及的詩人包括馬洛（C. Marlowe）、雪萊、華茲華斯（W. Wordsworth）、葉芝（W. B. Yeats）、羅塞蒂（C. G. Rossetti）、龐德（E. Pound）等，充分體現(xiàn)了譯者的互文重構意識，讀者也不妨參考。其次是目的語中詩歌之外其他文學作品的語言，小說、戲劇、散文等都可以，尤其是經(jīng)典作品，如莎士比亞戲劇等。閱讀這些作品主要是為了提高譯者的語言修養(yǎng)，善于把相關語言有意無意地化入到自己的譯文。張智中就是這方面的典范，他的英文閱讀量是驚人的，并且善于為我所有，年復一年，長期如此，令人肅然起敬。最后是文學作品之外的其他任何語言，新聞報刊、人物傳記、旅游宣傳、天文地理等等，只要閱讀時有所會心，皆可學來備用。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所說的 “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與 “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對目的語語言學習同樣適用。目的語語言學習要“ 轉益多師 ”，要多儲備 “ 清詞麗句 ”，只有這樣，翻譯過程中的互文重構才能信手拈來，不管讀者是否能夠識別其中的互文性�；üΨ虿拍苡泄αΓ泄αΣ艜屑炎g。在這方面，張智中為譯者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互文重構并不限于中國古典詩詞的翻譯，其他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都可以適度、合理地采取互文重構法，以助力中國文學 “ 走出去”。張保紅（《譯藝心語》64）還認為， “ 翻譯實踐模仿借鑒經(jīng)典作品，可以是不同文學體裁的經(jīng)典作品，可以是非文學體裁的經(jīng)典作品，也可以是各類非語言文字的經(jīng)典藝術品 ”。由此看來，文學翻譯中的互文資源并不限于目的語語言資源，繪畫、書法、舞蹈、音樂等藝術形式也都可資借鑒�！抖Y記·樂記》中有言，“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 互文重構是跨文化交流中求同的一種表現(xiàn)，有利于走近譯文讀者，獲得譯文讀者的認同，增強譯文本身的親和力與可接受性�；艨怂加⒆g的《紅樓夢》中就有一些互文重構現(xiàn)象，引用的西方文學作品包括莎士比亞戲劇、班揚（J. Bunyan）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等。范勝宇（228）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 “ 以經(jīng)譯經(jīng) ”，也就是 “ 以英文經(jīng)典譯漢語經(jīng)典”，認為霍克思“ 真正做到了中西結合、融會貫通”�；艨怂嫉淖龇▽χ袊膶W“ 走出去 ” 頗有借鑒價值。明清時期的來華傳教士翻譯過大量中國經(jīng)典，很多也有互文重構現(xiàn)象，尤其是以《圣經(jīng)》解讀中國經(jīng)典，如英國傳教士亞歷山大（G. G. Alexander）翻譯的《道德經(jīng)》、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 Richard）翻譯的《西游記》等。譯文中的互文重構更多是為他們傳教服務的，如亞歷山大《道德經(jīng)》的英譯名甚至為 Lao- Tsze, The Great Thinker with a Translation of His Thoughts on the Nature and Manifestation of God。這種互文重構值得警惕，不利于向西方傳遞中國的異質文化�；ノ闹貥嬍俏膶W翻譯中的普遍現(xiàn)象，不僅在中譯外中存在，在外譯中也同樣存在。在任何文學作品的翻譯中，互文重構都要適度得體，求同不忘存異，相親還須相敬。
結語 針對中國古典詩詞的翻譯而言，互文重構是提高譯文本身可接受性與藝術感染力的重要途徑，其中外國經(jīng)典詩歌應該是最重要的互文資源。從這點而言，張智中《英文閱讀與古詩英譯》對英語經(jīng)典詩歌的借鑒還有待提高。不過作為中國譯者，張智中注重的是英語表達能力而非對經(jīng)典英詩的借鑒，這本無可厚非，就像他自己所言，“ 作為漢詩英譯的譯者，無論中外，都必須大量閱讀英文，汲取英文精華，并善加運用，只有這樣，才能切實提高譯文的質量與水平，為中國詩歌走向英語世界做出貢獻”（308）。只要努力學習外語，有足夠優(yōu)異的目的語表達能力，同時善于進行互文重構，中國人也完全有資格、有能力做好中譯外工作�；ノ闹貥嬍乔笸囊环N表現(xiàn)，求同是為了更有效地溝通差異。文學翻譯的倫理目標不在于求同，也不在于存異，而在于致和，尤其是文本與文化之間的和諧。如果譯文與原文是一種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同異比例適中、動態(tài)平衡的關系，致和的目標就不難實現(xiàn)了�；ノ闹貥嬜鳛榍笸憩F(xiàn)的跨文化交流要義就在于此。在中國文化 “ 走出去 ” 的時代背景下，互文重構具有特殊的作用與價值，值得我們繼續(xù)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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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8日